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_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几年

按：这是一篇探讨设计思想方法的论文，其原则并不限于城市规划。问世以后，反应强烈，当然是“正反”两方面都有。文章对多种著名城市设想方案进行了分析，极为雄辩，逻辑严谨，颇能活跃我们的思路。值得商榷的。一是亚力山大氏的价值观；其次是城市的形成过程总是发生的（Generative)，其复杂性还不能十分确切地只表现在半格网和树形结构的差别上。皮亚杰（J·Piaget）把认识模式写成S=R ,（S — 刺激Stimuli，R— 反应Response），是双向的，相互的，似乎比“交迭”更深刻些。

引起我们深思的还在：一解决这样复杂而又多变现象的手段，目前趋向于重视公众参予（Public Farticipation)，亚氏以后提出的模式语言（Pattevn Language)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

译序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英国人。1936年生于维也纳。曾获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学士和数学硕士学位，获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建筑系教授。亚历山大教授是当今世界试图发展建筑学理论基础的主要发言人之一。著有许多建筑及城市规划理论书籍和论文。本译文之原作于1965年在《建筑论坛》（Architecture Forum）杂志问世之后，立即被许多国家的众多杂志竞相重新刊出或译出。尤其对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日本影响颇大。“考夫曼国际设汁奖”（Kaufmann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评选委员会认为，此论文为近五年来关于设计问题的最深刻论述之一。亚历山大也因此文而成为1965年“考夫曼国际设计奖”的获奖人之一。著名建筑理论家C·詹克斯（Charles Jencks)曾在《现代建筑运动》(Modern Movements in Architecture ) 一书中给予此文以较高的评价。他认为“由于这一新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的诞生，现在， 至少在理论上已可能解决丰富而又复杂的城市问题了。”

本文标题所言及的树，并非长有绿叶的树。这是一种抽象结构的名字。我用树形和另一种称为半网络（semilattice）的更为复杂抽象的结构加以比较。城市具有半网络结构，而不是树形结构。为了显示出这些抽象结构和城市性质之间的关系，我必须首先给出一个简要的区分。

自然城市和人造城市

我想称那些在漫长的岁月中或多或少地自然生长起来的城市为“自然城市” （Natural City)。称那些由设计师和规划师精心创建的城市和一些城市中那样的部分为“人造城市” (Artificial City)。西恩那（Siena)，利物浦，京都，曼哈顿是自然城市中的一些例子。莱维顿（Levittown)，昌迪加尔（Chandigarti)，和不列颠新镇（British New Town)是人造城市的一些范例。

今天，人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人造城市中总缺少着某些必不可少的成分。同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古城相比，我们现代人为地创建城市的尝试，从人性的观点而言，是完全失败的。

建筑师们自己也越来越坦率地承认，他们事实上更乐于生活在老的建筑中，而不是住在新大楼内。无艺术爱好的一般公众（Non-art-bving)，非但没有感谢建筑师们的创造性活动，相反，而是把比比皆是的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的冲击视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一个不可避免、 很可悲的巨大现实。

可以轻易地指出，这种观点仅仅表明了人们的怀旧情绪，和人们维护传统的决心。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这样的保守主义。人们通常愿意随时代而前进。他们越来越勉强地去接受现代城市，这明显地表达了他们对正在从我们手中逃逸的某些真正价值的渴望。

我们也许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改造成为仅仅充斥着小块玻璃和混凝土盒子的地方。这一前景，已对许多建筑师敲响了警钟。为了与玻璃盒式的未来作斗争，许多勇敢的抗议和设计已经问世。这些抗议和设计旨在用现代形式重新创立各种似乎给予自然城市以生命的特征。 然而，迄今为止，这些设计仅仅是旧物翻新。他们并未能创造新的东西。

“义愤”（Outrage），这一由《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杂志发起的运动，对新建设和电线杆正在淹没英格兰城镇这样一种现状进行了斗争。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将它的拯救措施基于这样的理论，即，假如尺度应当受到保护的话，那么建筑的空间序列和开放空间必须加以控制——这一思想实际出自C·西特（Camillo Sitte)关于古代广场的著作。

另一种拯救方法，针对莱维顿（Levittown）的单调乏味，试图重新获得在老的自然城镇民居中呈现的那种丰富多采的造型。英格兰拉什布鲁克（Rushbrooke)的L·戴维斯（Llewelyn Davies）村落是一个例子 — — 每一幢农舍都和相邻的略有不同，屋顶以美妙别致的角度突前或凹进，造型有趣，逗人喜爱。

第三种建议的拯救方法是恢复城市的高密度。这样的设想似乎是，只要所有都市都象“中心大站”(Crand Central Station)那样：到处都是许许多多的层次和筒道，有足够多的人在里面转悠，那么，这也许又具有人情味了。维克托•格伦（Victor Gruen)的计划和LCC的“海湾新镇”（Hook New Town）计划中人为的文雅都反映出这种思想在起作用。

对到处都是的单调呆板进行抨击的，还有另一位非常出色的评论家，简·雅各布（Jane Jocobs）。她的评论是绝好的。但是当你读到她所具体建议我们取而代之应做些什么时，你又感到她希望宏伟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格林威治村与其它一些意大利山村的一种混合体，短街坊鱗次栉比，人们都坐在街上。

这些设计者们试图正视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去发现赋予这些老城生命的特征，并使其在我们的人造城市中得到发扬。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移植一个英国村庄，意大利广场和“中心大站”（Grand Central Stations）来做到这一点。今天，太多的设计人员不是去追寻昔日的城镇碰巧具有的，而我们的现代城市概念尚未发现的抽象有序原则，而似乎一直在渴求昔日具体的和造型的特征。这些设计者们无法使城市呈现生机，因为他们只不过模仿老城的外表，也即老城的实体：他们没有能够发掘出老城的内在性质。

什么是内在性质，也即使人造城市有別于自然城市的有序原则？你也许从第一段已猜测出我所相信的有序原则是什么。我认为一个自然城市有着半网络结构（semilattice）：而一旦当我们人为地构成一个城市时，我们采用了树形结构（tree）。

树形和半网络

树形和半网络都是关于许多个小系统的组合将如何形成大而复杂系统的思维方法。更笼统一些说，它们都是集合的结构名称。

为了定义这些结构，让我首先确定集合（set）的概念。集合是我们根据某种理由认为属于一类的一些元素的组合。由于我们作为设计人员涉及的是物质的有生命的城市以及它的物质支柱， 所以我们极为自然地仅限于考虑这样一些物质元素群的集合，如人群，草皮，汽车，砖，微 粒，房子，花园，水管，在管中流动的水分子等等。

当一个集合中的元素，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合作或一起发挥作用而属一类时，我们就称这些元素的集合为一个系统（the set of elements a system）。

这里是一个例子。在伯克莱的赫斯特和欧几里得（Hearst and Euclid)街的拐角处，有一家杂货店。店门外有一个交通信号灯，在该店的入口处，有一个陈列各种日报的报栏。当红灯亮时，等待穿越马路的人们在灯的附近闲散地站着：因为无事可干，于是他们浏览着从他们站的位置就能看清的陈列着的报纸，一些人仅读标题，有些人在等待时则干脆买一份报。

这种现实使报栏和交通信号灯互依互存：报栏、报栏内的报纸、从行人口袋里流入自动售货机内的钱，被交通灯阻留和读报的人群、交通灯、信号改变的电脉冲、以及人们滞留的人行道，这一切组成了一个系统 — — 它们在一起发挥作用。

从设计者的观点而言，此系统的物质不变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报栏，信号灯及它们之间的人行道，自然地互相关联着，形成了此系统的固定部分。这是一个不变的容器，在此容器中，系统的变化部分 — — 人群，报纸，钱和电脉冲 — — 能够共同起作用。我定义这种固定部分为城市的一个单元。它作为城市的一个单元而具有的粘合性既衍生于集它自身元素成 一体的作用力，也来自于包含这种单元作为其固定不变部分的更大而又有活力的系统的能动 粘合性。

城市系统的其它一些例子是：组成一幢建筑的材料之集合：组成人体的粒子之集合：快车道上的汽车，加上驾乘人员，加上行驶的干道：通电话的二位朋友，加上举着的电话机，加上他们之间的电话线；电报局和它的大楼，服务设施和使用人员：雷克斯尔（Rexall）杂货店联号；位于旧金山市政厅内的行政当局管辖下的该市的物质成分；在旧金山市界内的每 一件东西，加上所有经常访问这个城市和对它的发展有贡献的人[象鲍勃·霍普（Bob Hope）或者A·利特尔公司的董事长（Arthur D. Little），加上向城市提供财富的主要经济福利来源：邻居的狗，加上我的垃圾箱，加上狗赖以生存的我的垃圾箱外的垃圾；约翰·伯奇协会的旧金山分会（John Birch Society）]。

这当中的任何一例，都是在某种内在约束力作用下变得具有粘合性与共同性的一些元素的集合。就象交通灯 — — 报栏系统那样，每一例都有着我们视为一城市单元的一个物质上的固定部分。

城市中有许许多多固定有形的子集。它们是城市系统的容器。由此也被视为有意义的物质单元。我们通常从中选出少许作特殊考虑。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某人对一城市有如何样的印象，它都可以由他所看到的，作为单元的子集所确切地限定。

这里，形成如此印象的子集的组合，已不光是一个无定形的集合。仅仅由于一旦子集被选定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已确定，所以组合就自然而然地有一限定的结构。

为了理解这一结构，让我们用数字作符号抽象地思考一下。先不谈及在城市中出现的成 千上万个物质元素的集合，而是让我们考虑一个较简单的、仅有6个元素组成的结构。给这些元素分别记为1、2、 3、4、5、6，不包括全集（1、2、 3、4、5、6），空集（一），和单元素集（1 ）、（2）、（3）、（4）、（5）、（6），则我们可以从这6个元素中取出56种不同的子集。

假定我们现在从56个子集中取出一些（正如当我们组成我们的城布结构图时，我们取出一定的集合并称之为单元一样）。例如，我们说我们取出下列子集：（1 2 3），（3 4），（4 5），（2 3 4），（3 4 5），（1 2 3 4 5 ），（3 4 5 6）。

在这些集合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是什么？ 一些集合完全是另一些较大集合的部分，就象（34）是（345）和（3456）的部分。另一样集合将交叠，如（123）和（234）。还有一些则互相不搭界 — — 这就是不包括任何公共元素，如（123）和（45）。

图1、图2

我们可以看到以两种方式展现的这些关系（图1）。在图a中，选择作为一个单元的每一个集合都画有一条线圈住。在图b中，选择的集合以上溯数值大小序列加以排列，以便每当一个集合包含另一个时[如（345）包含（34）]，总有一条自一点至另一点的直连线。为了使此体系简洁明了，常常仅在两个其间不存在任何其它集合和连线的集合之间划一条线：故因 (34)至(345)，（345）至（3456）之间已有连线，所以（34）和（3456）之间无必要重划另一条线。

正如我们从这两张图例所看到的，仅子集的选择即可从整体上赋予此子集群以一个完整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在这儿要讨论的结构。当此结构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它就称为半网络结构。而当它满足另外更多的结束条件时，它就称为树形结构。

半网络的定理是这样的：

“当且仅当两个互相交叠的集合属于一个组合，并且二者的公共元素的集合也属于此组合时，这种集合的组合形成半网络结构。”

图a和图b给出的结构就是半网络形。例如，因为（234）和（345）都属这一组合，并且他们的公共部分（34）也属这一组合，所以它满足这条定理。（就所考虑的城市而言，这个定理即为，不管两个单元在何处交叠，此交叠区域本身也是一个可认识的实体，因而也是一个单元。在杂货店这个例子中，一个单元由报栏、人行道和交通灯组成。另一单元由杂货店本身以及它的入口和报栏组成。两个单元交叠于报栏这一项。很清楚，此交叠部分本身也是一个可认识的单元，因此也满足上述定义半网络结构性质的定理）。

树形结构的定理为：

“对于任两个属于同一组合的集合而言，当且仅当要么一个集合完全包含另个，要么二者彼此完全不相干时，这样的集合的组合形成树形结构。”

图c和图d示出的结构为树形结构（图2）。因为此定理排斥了有交叠集合的可能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违背半网络结构的定理。所以每一个树形结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半网络结构。

然而，在本文中，我们并不过多地讨论树形偶为半网络这一事实，而是讨论在树形结构和那些更为一般的半网络结构之间的差别，这类半网络不是树形，因为它们的确包括了交叠单元。我们讨论在其中没有交叠存在和确有交叠存在的结构之间的差别。

并非仅仅交叠使这两个重要结构有所差异。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半网络是潜在的比树形更复杂更微妙的结构。我们可以从如下事实直接看出半网络结构是如何比树形复杂得多：一个基于20个元素的树形结构最多能包括此20个元素的19个更深一层的子集，而基于同样20个元素的半网络，则能包括多于上百万个不同子集。

和树形的结构简单性相比，这种极为丰富的可变性标志着半网络能有超乎寻常的结构复杂性。正是由于树形的性质缺乏这种结构复杂性，才使我们的城市概念受到损伤。

树形结构的人造城市

为了证实我将指出每一个例子都本质上是树形，让我们看一些现代城市概念。在我们查看这样的平面图时。记住下面这首打油诗也许是有用的：

大跳蚤驮着小跳蚤，小跳蚤咬着大跳蚤，大背小，小被更小的咬，如此叠罗汉没完没了。

这首小诗完整和简洁地表示了树形的结构原则。

图3、图4

1.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社区研究和建设组织”（Commun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方案。五个一群的邻里形成村落。交通网把这些村落和一个新镇联系起来（图3）。结构是树形。

2.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市（Crennbelt），C.斯坦（Clarence Stein）的方案。这个“花园城市”被分解为若干超级街区。每一个超级街区含有学校，公园以及一系列围绕露天停车场而造的附属居住建筑（图4）。结构为树形。

图5、图6

3.大伦敦规划（1943），艾伯克龙比（Abercrombie）和福肖（Forshaw）的方案。此图揭示了艾伯克龙比构想的伦敦结构。它由相当多的社区所组成。每一个都和邻近各社区明显隔开。艾伯克龙比写道，“此方案旨在强调现存社区的个性，提高它们之间的分离程度，并且在需要的地方将其重新组织成为分离和明确的实体”。此外，“社区本身又由一系列子单元组成，而这些子单元通常具有相应于邻里单元这一规模的自己的商店和学校。”城市被构想成具有两个主要等级的树形（图5）。社区是此结构中较大的单元，邻里则为较小的单元。没有互相交叠的单元。结构是树形。

4.东京规划，丹下健三（Kenzo Tange）的方案。这是一个绝妙的范例。它由一系列穿过东京湾伸展开来的环所组成。有四个主环。每一个都含有三个中级环。在第二个主环中，一个中级环是火车站，另一个是港口。其余则每一个中级环包含三个为居住区的小环。第三个主环有所例外。在其中，一个中级环包括政府办公区，另一个则包括工厂办公区（图6）。

图7、图8

5.梅萨城（Meas City)，保罗·索勒尔（Paolo Soleri）的方案。粗略一瞥，梅萨城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产生错觉，认为它比我们那些更明显单调呆板的例子具有较丰富的结构。但是当我们仔细看时，我们准确地发现了同样的组织原则。特别地，以大学中心为例。此外， 我们看到城市的中心被分为一个大学区和一个居住区，而此居住区本身又被分为许多约有4000居民的村落（实际为公寓楼），每一公寓又再进一步分解并由更小的居住单元所形成（图7）。

6.昌迪加尔，柯布西耶方案（1951）。全城由位于城中部的商业中心提供服务，而商业中心又和居于首位的行政中心相连接。两个附属的带形商业核心区沿着主要干道自北往南连绵不断。附属于它们的是更深一层的行政社区和商业中心，每一部分负责城市的20个扇形区之一（图 8）。

图9、图10

7.巴西利亚，L·科斯塔（Lucio Costa）方案。整个结构沿中轴线展开。每半边有一条交通主干道。若干平行于它的附属干道依次连入主干道。最后，这些附属干道又和环绕超级街区的道路相连（图9）。结构是树形。

8.公有社区(Communitas)，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方案（Percival and Paul Goodman）。公有社区很明显地按树形组成：它首先被分成四个主要的同心圆环区。最里面是商业中心，接着是大学，第三是居住区和医疗区，第四为旷野乡村。每一部分又被进一步分为：商业中心由巨大的圆柱摩天楼代表。摩天楼包括五个分层：机场，行政管理，轻工业， 商店和娱东；并且在底部有铁路、公共汽车和机械装置。大学被划分为八个扇形区：自然历 史，动物园和水族馆，天文馆，科学实验室，造型艺术，音乐和戏剧。第三个同心环被分为若干含有4000人的街区。每个街区都不包括独立式住宅建筑，仅包括公寓楼群。每一公寓楼又进一步包括独户式居住单元。最后，旷野乡村被分为三个部分：森林保护区，农业区和度假胜地（图10)。整个组织为树形。

图11

9.我把最妙的例子留在最后，因为它完整地表现了这类问题的特征。此例出现在希尔伯塞姆（Hilberseimer）的《城市的性质》（“The Nature of Cities”）书中。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罗马城镇起源于军事营地。然后他显示了作为一种城市原型的一个现代军事营地的图。没有比这结构更清楚象树形了（图11）。当然，这个特征在这儿是合适的，因为军队的结构要求精确地形成，以便树立纪律和严格。当一个城市赋予树形结构时，这就是对此城市和它的人民所要发生的状况。底下一张照片显示希尔伯塞姆本人的一个基于军营原形的城市商业区规划。

这些都是树形结构。

构成人造城市的单元总是被组织成树形。为了真正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再次定义树形结构：

无论何时我们有树形结构，这都意味着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任一单元的任何部分曾和其它单元有连接，除非以整个这一单元为媒介。

这种限制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是难以领悟的。这有点儿象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不能自由地和外人交朋友，除非整个家庭和外界交友一样。

树形的结构简化性就好似为了简洁有序而坚持强求壁炉上的烛台应绝对笔直和绝对对称于中心。相比之下，半网络是一种复杂组织的结构形式；这是具有活力的事物的结构 ——是美妙的绘画和交响乐的结构。

为了避免有条理的思维不至于因害怕任何并非以树形加以淸楚地联结和分类的事物而畏缩、必须强调指出，交叠，模棱两可，多重性和半网络的思维并不比呆板的树形缺乏条理性， 而是更多。它们代表一个更密集，更紧密，更精细和更复杂的结构观点。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不受人为概念限制时，自然城市显出本身为半网络结构的状况。

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是，且必须是半网络形

我所描述的每一个树形中的每一单元都是在有活力的城市中某些系统的固定不变的遗留物。例如，住宅是家庭成员及其感情、财产之间互相交往的物质遗留物，超速干道是运动和商业交往的遗留物。但是，树形仅含有极少这样的单元 — — 以至于在象树形一样的城市中， 仅有很少的系统能够有一个物质的对应物。成千的重要系统则没有此物质对应物。

在最坏的树形中，一些确实存在的单元也没有对应于任何生命客体；并且那些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使城市具有活力的真实系统也没有被提供任何物质容器。

例如，不管是哥伦比亚规划，还是斯坦的方案，都没有和社会实体相一致。方案中的实际布局和它们作用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愈来愈强地闭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等级状况。这种等级的范围自整个城市起直至家庭。每一社会组织由不同强度的社团束缚纽结而成，然而这完全是不真实的。

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假如我们要求一个人举出他最好的朋友们的名字，然后挨个要求这些朋友们中每一个列举他的最好朋友的名字，则他们都将列出相互的名字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团体。一个村落就是由若干这类彼此分开的闭合团体所形成的。

图12

但是，今日的社会结构已是完全不同了。 假如我们要求某人列举其朋友的名字，然后依次要求这些人列出他们各自的朋友，则他们将列出不同的人，很可能列出第一人完全不认识 的人：这些人又将再举出其他人，如此扩展开 来。在现代社会中，实际上不存在闭合的团体。 今日社会结构的现实中密布着互相的交叠 — — 朋友和熟人系统也形成了半网络，而不是树形（图12）。

在自然城市中，甚至在一条长街两边的住宅（不是在略小的住宅群）也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更准确无误的认可，即，你的朋友不在隔壁邻居家，而是远着呢，要坐公共汽车或小汽车才能去他家。在这方面，曼哈顿比格林贝尔特有更多的交叠。虽然人们也能争辩说，在格林贝尔特，朋友们之间也仅需行驶几分钟，但是人们必然接着会问：既然一些社团由于物质结构中的物质单元而得到强调，为什么在社会中他们又是互不相干的社团呢？

R·格拉斯（Ruth Glass）提出的20万人口的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城的再发展规划揭示了树形结构决不能恰当反映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另一方面。她曾建议将此城市分解为 29个独立的邻里。她通过确定建筑形式、收入和工作类型发生明显差异的地方，选取了她的 29个邻里。然后，她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居住在此邻里内的居民中实际存在的一些社会系统，那么，由这些不同的社会系统限定的物质单元都限定同样的空间邻里吗？”她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它们并非如此。”

图13

她所考查的每一个社会系统都是结点系统（nodal system）。它由某种中心节点，加上使用这一中心的人组成。特别地，她取小学、中学、青年倶乐部、成年俱乐部、邮局、蔬菜水果店和糖果杂货店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自一定的空间区域或空间单元吸引它的用户。这些空间单元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物质遗留物，所以，用本文的术语，也是一个单元。图13显示的是相应于沃特卢大道（Waterloo Road）这样一个单独邻里中各种不同中心的单元。

深色轮廓线是称为邻里的界线。灰点代表青年倶乐部，实线小圆圈代表其会员的住处。点圆为成年俱乐部，它的会员的住处组成由破折线为边界标志的单元。白色矩形为邮局，虚线标出含有其用户的单元。中学由其中有一白色三角在内的圆点标出。它和它的学生们共同形成了由点划线标出的系统。

正如你立即能够看到的，不同的单元并非一致。然而它们又不是分开的。它们互相交叠。

我们不能够借助于29个大而方便的、称为邻里的积木块获得米德尔斯布勒城是什么样或者应是什么样这么一张合适的图。当我们用邻里描述城市时，我们已经含蓄地假定，在任一此类邻里中的较小元素都如此紧密地聚在一起，以至于它们仅能通过它们本身所属的邻里作媒介和其余邻里中的元素交往。R·格拉斯本人明确地指出这不是事实。

图14、图15

图14和图15是两张沃特卢的邻里图。为了讨论起见，我将其分为若干小区。图14显示出这些部分事实上如何互相粘附在一起。而图15显示出此再发展规划所标榜的它们是如何粘附在一起的。

在各种中心的性质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们的汇集区域应当相等。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它们所限定的单元也是不同的。自然的米德尔斯布勒城忠实于它所具有的半网络结构。只有在人造的树形城市概念中，它们的自然、适当和必要的交叠遭到破坏。

同样的事情也以较小的规模发生。以行人和车辆之间的隔离为例，这也是勒·柯布西耶、 路·康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树形概念。若非常粗浅地想一下，这明显是一个好主意。每小时60英里的汽车和蹒跚学步的儿童混杂在一起是危险的。但这并不总是一个好想法。按生态学观点，有时候某种情境实际要求对立面。设想你步出第五大街的商店：你已逛了 一下午商店，手上提满了包裹，你想喝一杯饮料，而你的夫人一瘸一拐地走着。感谢上帝来一辆出租车！

图16

然而，都市的出租汽车仅当步行者和车辆并没有严格分离时才能起作用。四处徘徊的出租汽车需要一个快速的交通网，以便它能够驶经大片区域从而确保能找到雇主。行人需要能够从步行区中的任一处都可招手即来出租汽车， 并能抵达他所希望去的步行区中任一处。包括出租车的系统要求既和快速交通网相交，又和步行道系统交叠。在曼哈顿，步行者和汽车的确分享着城市的某些部分，由此这种必要的交叠受到保障（图16）。

得到CIAM理论家和其他人青睐的另一个概念是娱乐部分和其它任何部分的分离。这个概念以游乐场的形式在我们的现实城市中具体化了。用沥青铺成并以围篱隔开的游乐场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对这一事实的形象化承认，即，“游乐”作为一个孤立的概念而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这种概念和娱乐生活本身毫不相干。自重的儿童几乎不会在这样的场地游玩。

儿童们惯常的娱乐每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某天也许是在室内玩耍，另一天在友好的加油站内，再一天在遗弃的空房内，又一天沿着河边，又一天则在周末不干活的建筑工地上。任一这类游乐活动和它所需要的客体组成一个系统。它并非割断了和城市中其它系统的联系而孤立存在着。不同的系统互相交叠。此外，也和其他许多系统相交。被视为游乐场的物质场地这一单元，必然存在同样的情况。

这就是发生在自然城市中的状况。游乐在成千的地方进行 — — 游乐在成年人生活领域的每一处空隙中进行。孩子们玩的时候，他们的环境是充裕的。可是，在篱笆围起的场地内， 一个孩子怎能有充裕的环境？他不可能有。在半网络结构中，他能够得到的；在树形结构中， 他不可能得到。

古德曼的公有社区和索勒尔的梅萨城的树形结构中，存在着同样的错误。二者都将大学和城市的其它部分分开。实际上，人们也可以从常规的美国式孤立校园再次认识到这种状况。

到底为什么要在城市中划一界线，以至于界内为大学所有，界外为非大学？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是，它是否符合于大学生活的现实？这肯定不是存在于非人造大学城内的结构。

以剑桥大学为例。在一些地方，三圣街（Trinity Street）实质上和三圣学院（Trinity College) 几乎无法区分。位于街上的一座步行天桥字面上是学院的一个部分。沿街的建筑，虽然在底层含有商店、咖啡馆和银行，但上层也包括了大学在校学生的宿舍。在许多情况下，街道建筑和老的学院建筑是如此交织一起，以至于任何一方建筑的改建都必然要牵涉到另一方。

图17

总有许多大学生活和城市生活交叠的活动系统：逐店闹饮，喝咖啡，看电影，散步。在一些情况下，学院的所有系科也许会积极地卷入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去（有附属医院的医学院就是一例）。在剑桥这个大学和城市一起逐步成长起来的自然城市中，物质单元互相交叠，因为他们是互相交叠的城市和大学系统的物质遗留物（图17)。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在巴西利亚，冒迪加尔，MARS的伦敦规划，以及最近的曼哈顿的林肯中心（Manhattan Lincoln Center）所体现出的都市核心等级制。在林肯中心，为纽约市大多数市民服务的各种表演艺术云集于此，从而仅形成了一个核心。

一个音乐厅要求毗邻于一个歌剧院吗？两者能赖以互为生存吗？曾有何人在一晚上贪婪地光顾两个剧场？或者即便是去了一边的音乐厅后又买歌剧院的票？在维也纳，伦敦，巴黎， 每一种表演艺术都有自己的范围。每一个都在城市中创造了自己的熟悉部分。即使曼哈顿本身，卡内基剧场和大都会剧院也并不并肩矗立，它们都有各自的立足之地，并且如今创造了自己的气氛。二者的影响互相交叠于城市的某些部分，并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部分。

林肯中心集所有这些功能于一身的唯一原因是表演艺术这一概念把它们互相连结在一起。但是，树形结构和单一都市核心等级制概念（这是树形结构的起源母体）并未阐明艺术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它们只不过源于每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特有的，把同名物品放入同一筐内的癖好。

始于托尼·加尼尔（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并由1933年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加以具体化的，工作区和居住区的完全分离如今已存在于每一个人造城市并在每一处强制分区的地方得到接受。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吗？人们很容易理解，本世纪初那种糟糕的情况是如何敦促规划人员试图把肮脏的工业区迁出居住区的。但是，这种分离却丢弃了种种系统， 而这些系统为其自身的生计仅需二者的一小部分。

图18

简·雅各布描述了在布鲁克林后院作坊工业的増长。某个希望开办一小企业 的人需要空间，而此空间很可能就在他的后院内。他也需要和正兴旺着的大企业及他们的顾客间建立联系。这就意味着后院作坊系统要求既属于居住区，又属于工业区——这些区域需要交叠。在布鲁克林，区域是互相交叠的（图 18）。而在树形城市中，它们不可能交叠。

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把城市瓦解为孤立社区的二次划分。正如我们在艾伯克龙比的伦敦规划中已看到的，这本身也是树形结构。然而，单个社区作为功能单元没有什么现实性。 在伦敦，就象在任何大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人能设法找到一个合适而又离家近的工作。在此社区工作的人来自于彼社区。

所以，存在着成千上万个工人 — — 工作场所系统。每一个系统由一个人加上他工作的工厂所组成。这些系统穿越艾伯克龙比的树形限定的界域。这些单元的存在以及它们互相交叠的性质指明伦敦的富有活力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半网络。仅仅在规划人员的头脑中，它们才成为树形。

我们一直没有给此以任何物质的表示这一事实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照目前这样的情况， 每当某人和他的工厂分属不同的行政当局时，含有工厂的社区汇集了巨大的税收，而仅有相对小的消费；而在工人生活的社区，假如主要为居住区，则几乎不能靠税收来获得收入，然而却有着学校、医院等等所造成的巨大额外财政负担。很清楚，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工人 — — 工作场所系统必须确定在城市中实际可识別的单元内。由此可以对这些单元征税。

也许有人会争辨，即使大城市的单个社区在其居民的生活中没有功能意义，它们仍然是最方便的管理单元，因此，它们应当留在目前的树形结构中。

然而，由于现代城市的政治复杂性，即便是这一点也尚属疑问。

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在新近出版的《政治影响》（Political Influence)一书中，详细阐明了在芝加哥实际上导致影响和控制决策的图式。他显示出，虽然管理和实施控制的渠道有一个正式的树形结构，但是，这些影响和权威的正式链环由于一些特别的控制渠道而相形见绌。这些特别控制渠道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问题自我暴露时自然地浮现出来。它们的形式取决于谁对此问题感兴趣，谁有着什么存亡攸关的问题，谁有着什么样的与他人作交易的偏爱。

这第二种非正式的，隐含于第一种正式体系内而作用的结构真正控制着公众活动。随着一些问题的此起彼落，它每周不同，甚至时时相异。没有任何人的影响范围完全受制于任何一个上司；随着问题的变化，每人又处于不同的影响之下。虽然市长办公室内的结构图表为树形，但权威的实际控制和实施却类似半网络结构。

似树形思想的起源

树形 — —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虽然是如此简洁和绝妙，虽然它提出了将复杂整体分解为单元的如此简单和明了的方法 — — 但是它并没有正确地描绘自然形成的城市的实际结构，也没有描绘出我们所需要的城市结构。

既然在任何情况下自然结构均为半网络，那为什么今天有如此众多的设计者都把城市构想成树形呢？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树形结构将更好地服务于市民？或者，他们这样做是由于情不禁，因为他们已陷入了一个思维习惯的牢笼，也许甚至被思维进行的方式禁锢住了？或者是由于他们在任何简便的思维形式中不能够包含半网络的复杂性？或者是由于头脑 中已形成一个不可抵抗的倾向性，使其无论瞧哪儿都 认为是树形，而不能摆脱树形的概念？

我将试图使你相信正是这第二个原因使得树形一 直受到推崇并构成城市——也就是因为大脑形成直观可以理解的结构这一能力必然使设计师们受到限制， 因而他们不能在单一的思维活动中达到半网络的复杂性。

让我们以一例为开头。

假定我要求你记住四个物体：一个桔子，一个西 瓜、一个足球，一个网球。你如何把它们记在心里？ 记在你的想象中？不管怎样，你都将通过组合来记住它们。你们中的一些人把两个水果归一起，桔子和西瓜，两个运动球归一起，足球和网球。你们中那些倾向于借助物质形状思维的人也许按不同的方法组合， 把两个小球归一类——桔子和网球，两个大而更似蛋形的物体归一类——西瓜和足球。也有一些人则两种组合都意识到了。

图19

单独选取上述任一组合都只是树形结构。两种组合并在一起为半网络（图19）。现在，让我们试着在想象中将这些组合形象化。我想你将发现你不能同时使全部四类集合形象化 — — 因为它们互有交叠。你能够使其中一对形象化，然后另一对，你能极快地交替进行这两对的形象化，这种交替如此之快以致于你自欺地认为你能够同时将四对形象化。但是事实上，你不能够在一个单独的思维活动中同时想象所有四类集合。你不能在一个单独的思维活动中促使半网络结构具有形象化的形式。在一个单独的思维活动中，你仅能够使树形结构形象化。

这是我们作为设计人员面临的问题。虽然我们也许不必涉及在一个单独思维中使整体形象化的问题，但原则依然是同样的。树形是思维上可以理解，并易于处理的。半网络结构则难以想象，也难以处理。

今天，人们都已知道组合和分类是最初级的心理过程之一。现代心理学把思想视为在思维中，使新的状态适应已经存在的缝隙和小孔的过程。正如你不能同时将一件物体放入不止一个物质小孔内一样，依此类推，思维过程同样阻止你将一个思维产物同时归入不止一个思维分类。对这种过程起源的研究指出，这种思维过程实质上萌生于有机体的减小其环境复杂性的要求。有机体通在在它所遇到的不同事件间设立屏障而达到此目的。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 — 因为思维的第一功能是在混杂的状态下减少模糊和重叠性，并且由于为达此目的，思维的第一功能有着对模糊性的基本不容忍性 — — 因此，象确实需要在其中有交叠集合的城市结构，也仍被坚持以树形来构成。

同样的僵化呆板甚至也缠绕着对物质图式的感知。在哈金斯和我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实验中，我们向人们显示了一些内部单元互有交叠的图式，并且发现人们总是把此图式虚构成树形——即使在半网络图式观点有助于他们进行这一实验任务 时，仍然如此。

图20

在弗拉德里克·巴特利特爵士（Sir Frederick Bartlett）的一些实验中，发现了人们倾向于甚至把物质图式构想为树形的最令人惊奇的证明。他用约四分 之一秒的时间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图形，然后要求他们画出各自所看到的东西。许多人不能把握所见图形的全部复杂性，因而通过剪裁掉图形的交叠部分而将其 简化：图20包括了两个非常典型的对所示上图的重画形式。在重画的图形中，圆圈和其余部分分离了：三角形和圆的相交也不见了。

这些实验强烈地启示我们，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的结构时，人们优先趋向于用不交叠单元在想象中重新构成这一结构。半网络的复杂性被较简单又易于理解的树形取而代之。

现在，你无疑地感到纳闷，具有半网络而不是树形结构的城市到底呈现什么形象。我必须承认我也不能向你展示方案或者草图。仅仅证实交叠是不够的 — — 交叠必须是正确的交叠。这有着双重重要性。因为设计一个交叠在其间自我形成的规划方案是非常诱人的。这基本就是近年来在高密度、“富有活力”的城市中所存在的状况。但是唯有交叠本身并不足以形成结构。它也能造成一片杂乱无章。一个垃圾箱内也充塞着互相交叠。要形成结构，必须有正确的交叠，对我们来说，这几乎肯定不同于我们在历史古城中所见的旧的交叠。随着功能关系的改变，为了得到这些关系而要求交叠的系统也必须变化。旧交叠类型的再创造是不合适的，那将引起混乱，而不是形成结构。

试图理解到底现代城市所要求的交叠是什么样，以及试图把所需的交叠具体为物质和造型的专门形式这一尝试仍在继续进行中。在这工作完成之前，提出来经慎重考虑、毫不费力的结构草图方案是毫无意义的。

图21

然而，我也许能通过形象使交叠的物质结果更容易理解。图21所示的是西蒙·尼科尔森 (Simon Nicholson)的一张近作。此画的魅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它由寥寥无几的简单三角形所构成，但是这些元素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合成了此画中更大的单元。假如我们列出从画中所感知的所有单元的清单，我们发现每一三角形都为四或五种完全不同单元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任一单元含于其余的单元中，然而所有的单元都交叠于那个三角。假如我们给所有的三角形编号，并把那些表现为强烈视觉单元的三角形集合叠出来，我们得到示于图22的半网络。

图22

3和5形成一个单元，因为它们合在一起便成了矩形；2和4也形成一个单元，因为它们构成了平形四边形；5和6则因为它们都是黑的并指向一处；6和7则因为它们彼此为对方移至一边的重像； 4和7因为互相对称；4和6因为它们形成了另一个矩形；4和5因为形成了Z字形；2和3因为它们形成了略为纤细的Z字形；1和7因为它们处于相对角落；1和2因为它们是一个矩形：3和4因为它们象5和6 一样指向一处，并形成了5和6的离心映像；3和6因为它们围住4和5；1和5则因为围住了2、3和4。我仅列出了两个三角形的单元。较大的单元更为复杂。白色部分还要复杂，并且它甚至不包括在图内，因为很难确定它的元素项。

这张画之所以有意义，并非很大程度上由于其中存在着交叠（许多画都有交叠在其中）， 而是因为此画除了交叠并无他物。正是交叠，以及此形式表现出的，由交叠产生的多重形态使此画产生魅力。它几乎就象画家明确地试图选择交叠作为结构的有生命的生成器。

我所叙述的所有人造城市都有树形结构而不是尼科尔森画中的半网络结构。然而，画和其它类似的映像必然是我们传达思想的媒介物。假如我们希望精确一些，那么，作为现代数学一大分支之一部分的半网络是揭示这些形象的结构的有效手段，我们必须追寻的是半网络，不是树形。

当我们借助树形思维时，我们正在以富有活力的城市的人性和丰富多采为代价，换取仅有益于设计师、规划师、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概念上的符化。一个城市每一次被撕下其一部分，并且以树形取代早先存在的半网络，则这个城市就朝着瓦解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任何有机体中，极度分割和内部元素的分裂，是行将毁灭的第一信号。对一个社会而言，分裂是无政府状态。而对一个人来说，分裂是精神分裂症和临近自杀的标志。整个城市瓦解的一个不祥实例就是退休老人和其它城市生活的隔绝。这种离群索居是由于对老年人而言枯燥无味的城市的增长所引起的，就象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城。它仅在树形思维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存在。

分离不仅使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变得不再交往，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也在每一个人生活 中产生了同样的裂痕。当你本人住进太阳城并步入晚年时，你的今天和你的昔日之间的联系纽带将无法确认，将丟失，并且由此而断裂。在你的晚年时节，你青年时代的痕迹已不复存 在 — — 两者被分离，你的生活被一截两段。

对人类思维来说，树形是传递复杂思想的最容易的媒介。但是，城市不是，也不能是， 并且必须不是树形结构。城市是生活的容器。假如因为此容器是树形结构，从而割断了在其间的生活流的互相交叠，那么这样的城市就象一个盛满直立刀片的碗一样，随时准备切断任何交赋予它的物体。在这样的容器中，生活被割成了碎片。倘若我们建造具有树形结构的城市，那么，这种城市将把我们在其间的生活绞得粉碎。

选自《建筑师》杂志（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