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

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闭幕式现场

文/摄 刘鹏

达姆施塔特之于现代音乐，是堪比拜罗伊特之于瓦格纳音乐的存在，漫射出黄金时代的光晕。同这座历经二战炮火洗礼的小城一样，达姆施塔特新音乐暑期课程（Darmstädter Ferienkurse）亦有非比寻常的发展史，其创建是文化抉择和政治生态的无形合力。早在纳粹执政时期，包括表现主义音乐在内的诸多艺术均被视为与雅利安文化不符的“堕落艺术”而受到驱逐，战后满目疮痍的德国又沦为西方盟国与苏联角力的棋盘。在西方世界看来，秩序重建的核心在于“心灵的解放”，于是颇具国际性意义的新音乐顺应成为话语主导而得以传播，甚至就连暑期课程运营之初也得到过美占领区军政府的响应与经费支持。但不管怎样，确凿无疑的是，达姆施塔特的作曲家们对20世纪音乐史的书写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构筑了一个时代乃至数代人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达姆施塔特，1946-2023

达姆施塔特新音乐暑期课程由乐评家施泰内克（Wolfgang Steinecke）于1946年发起，最初是每年一届，后于1970年改为两年一届，并逐渐发展成以新作首演、作曲课程、讲座及研讨会等内容为特色的综合性音乐节。上世纪中叶，序列主义大行其道，达姆施塔特堪比喉舌之任。上世纪50年代初，以布列兹、施托克豪森、诺诺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曲家曾在此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演出、发声，并建立起“达姆施塔特学派”（由诺诺提出并有意与“第二维也纳学派”呼应）和欧洲新音乐领军人物的声誉。可能谁都未曾料到，偏安一隅的小城会掀动现代主义的狂潮，成为加速一代作曲家成长和无数乐迷向往的音乐殿堂，其中遍布像凯奇、里盖蒂、卡格尔、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家和阿多诺、达尔豪斯等哲学家的足迹。正是怀揣着这份憧憬，2023年盛夏，我前往德国，循声而至。

达姆施塔特位于法兰克福南27公里，从法兰克福主火车站乘坐德铁，30分钟便可抵达。应是战后重建的缘故，除了城中心路易斯广场和一侧的大公府、黑森州立博物馆是典型的欧洲巴洛克建筑，所见之景皆是包豪斯现代风格，“直男”气质似乎可将这座以工业、科技和现代音乐著称的城市一语概括。走在街上，偶尔会瞥见不少楼宇外地上的一排铜片，上面铭刻的人名信息是曾在此生活而又蒙难于集中营的居民。其生卒年大多定格在1942年，如同城市开具的“创伤证”，是纪念也是一种对残酷战争的警醒，不禁让人唏嘘。

达姆施塔特略显愁郁的街景

比起城市所透露出的冷峻，音乐节的氛围则显轻松愉悦。从8月5日至19日，本年度的音乐节持续两周，并举行了4场委约作品和29场新作品的世界首演。演奏者多为欧洲现代音乐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家名团，如当代小提琴家欧文·阿迪蒂、维也纳声音论坛（Klangforum Wien）、现代乐团（Ensemble Modern）、米沃斯四重奏（Mivos Quartet）等。而作为核心的作曲课程，其授课导师多达22位，国内听众较熟悉的查雅·切诺文、马克·安德烈、藤仓大以及华裔作曲家杜韵均位列其中，并有超过50个国家约380名学员参加（包含作曲学员和当代音乐演奏学员）。与欧洲各大古典音乐节所呈老龄化趋势的观众群体不同，来达姆施塔特的更多是年轻人，且大有标新立异之作态——长发、朋克装扮和千奇百怪的发色——无论是举止言谈还是造型着装，都尽显艺术气息和鲜明个性。

在欧洲，现代音乐即便受官方和民间基金的资助力度较大，但听众群体的规模仍相对较小，而达姆施塔特就有如此魔力，召唤全世界年轻的现代音乐乐迷汇聚于此，共襄盛举，尤其只要背上音乐节的纪念帆布包（印有缩写“Da”），就像是打上了人尽皆知的“暗号”，在街上迎面撞见，相视一笑，又是一位“同道中人”。有时也会有热情的市民见到“暗号”后跟你攀谈，并讲解音乐节的历史渊源，尽管很可能他自己也一知半解。演出场地一般来讲，原声乐器和乐队会被安排在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Akademie für Tonkunst）和一旁的利希滕贝格学院（Lichtenbergschule），其他则分布于城市各个区域，其中名为“中央车站”（Centralstation）的场馆是一个集夜店、live House和剧场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需灯光、音响的音乐戏剧类作品会在此演出。可见，音乐节的内容非常丰富，一天尽日穷夜最多有五六场音乐会，甚至有些同时举行，即便是骨灰级乐迷，也需合理规划和认真选择，最好选择下榻距离各场馆都不远的酒店，比如Felix Hotel，价格实惠，对学生党友好。由于城市不大，交通便利，加上49欧元全德票（Deutschland-Tickt）尽享德国各类区域交通的福利，乘坐电车或骑行单车在城中穿梭的“背包客”随处可见，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城东也有一处森林湖泊，若是现代音乐听得头昏脑胀，到处闲逛，放空一下，也是快事。

城东的湖泊与森林

印有音乐节logo的单车

多元、现代和中国音乐家身影

融入电子舞曲、戏剧和爵士乐等元素的现代音乐风向为这个已77岁的音乐节注入了新的血液，潜移默化地从稍显古板的旧时印象转变为更显多元和现代的样貌。被“中央车站”声光电环绕的演出所震撼之后，大家常会选择到对面的意大利餐厅La Pizza把酒言欢，继续探讨未尽之感受。而利希滕贝格学院的音乐会场地由其运动馆改造而成，形似“方舱医院”，以至于同行的作曲友人打趣说：“看到现代音乐在国外都在方舱医院里表演，更加坚定了以后不写现代音乐的决心。”这尽管是对因地制宜的演出环境的一句“吐槽”，但不得不说，这里的声场环境和演奏质量堪称世界一流（音乐节团队拥有首屈一指的音响工程师团队），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开闭幕式的两场音乐会，不仅曲目着实吸引人，而且在演出前还会有迷你吧台兜售酒水，一改古典音乐会中的正襟危坐，拧着啤酒听音乐会的体验尚属首次。

开幕式由希腊作曲家乔治·阿珀吉斯（Georges Aperghis）长达70分钟的巨作《情景》拉开帷幕。乐曲以“之型”织体对同一素材进行连续且意想不到的诠释，结构呈碎片化关系，并以多种合奏形式（独奏、重奏、全奏）逐次演进，或并置或叠加，即一系列“音乐肖像”始终在变幻，具有某种易碎感。闭幕式音乐会无疑是本届音乐节的重头戏。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为听众带来了三首乐队作品：莫顿·费尔德曼的《弦乐四重奏与乐队》、马修·什洛莫维茨（Matthew Shlomowitz）为DJ和乐队而作的《管弦乐场景》以及分外让人动容的萨里雅霍的代表作《猎户座》，是主办方以此纪念这位刚刚离世的芬兰作曲家。萨里雅霍的音乐一如既往地充斥着黑夜、梦境和宇宙的奇幻意象，她似乎仅凭不掺任何杂质的原声乐队就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电声效果，既缠绵悱恻又神秘深邃，且不失可听性。绵延的空灵弦乐和突然爆发的戏剧性段落错落有致，听者随着音乐步入浩瀚星际，又被末乐章最后的钟声唤醒，陷入无尽伤逝与幽幽哲思之中。

中国音乐家也在本届音乐节上有所亮相。据不完全统计，来自中国内地的参与者至少有三十余人，主要由作曲课程学员、演奏学员和观摩者构成。作曲学员一部分是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更多则来自国内各大音乐学院，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师生居多，且基本是国内作曲年轻一代较为活跃者，如文子洋、周嘉颖等。更值称道的是，在音乐节的正式节目中，有一部委约作品由旅德中国青年作曲家赵怡然所作——《虚构的非虚构》（为12件乐器、影像与电子音乐而作）。此外，工作坊和开放空间也是音乐节的重要环节。工作坊旨在推动演奏者与作曲家之间的协作交流与创意实现，开放空间则是人人皆可自主申请，只需详细表明议题与目的便有机会获批。央音博士后刘洋入选了铜管和中提琴两场工作坊，并有两首作品得到试奏。演奏学员以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施熠、张林为代表，他们曾分别在国音和川音求学，现于德国继续深造。其所参与的打击乐工作坊为本届音乐节贡献了多场创意性的演出，如用拾音器拾取心跳的节奏加以呈现，以及探索各式各样的打击材料的声音可能性。总之，无论是职业作曲家还是青年学生，中国音乐家的身影近年来逐渐出现在欧洲各大音乐节之上，并且笔者相信通过长此以往的交流学习，这支生力军亦会在日后更加壮大。

跳出“黄金时代”的漩涡

在音乐节闭幕后的庆祝派对上，组委会向每个乐迷分发着调频耳机。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戴着耳机在广场上“无声”起舞，尽情挥洒激情和汗水，不由感叹好一幅现代音乐“乌托邦”之景象。与对其严肃无情的现代美学的非议无关，这一刻，达姆施塔特是理想主义的，它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一同向前迈进。在经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布列兹、施托克豪森为主导的“序列时期”，偶然音乐、简约主义和波兰乐派发声的70年代，以及80年代以芬尼豪为代表的“新复杂主义时期”之后，喧嚣散去，如今的达姆施塔特走向多元共生的新局面。

在达姆施塔特听到的声音中，有对当下音乐节“温和”的综合性的感叹，亦有承继以往，在音乐美学上去旧出新的“强势”表达。可见，美学冲突在达姆施塔特仍随处可见，只不过当今天的嘘声与抗议声不再激烈之时，音乐创作是否获益难以置评，但文化包容至少体现出某种社会学层面的进步。同时，达姆施塔特也是一个充溢希望与困惑之地。有人敏感地去捕捉当下欧洲现代音乐的发展潮流，有人在接受到海量信息后变得些许踌躇，有人以此为镜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目力所及，在达姆施塔特，相比讨论技术语言，人们更加喜欢思考创作观念和美学走向，这也许是对“技术迷恋时代”的一种反叛。

“黄金时代”的阴影仍笼罩前方，在达姆施塔特成长并走向国际的德国当代作曲巨擘拉亨曼曾在2004年的文章《达姆施塔特的阴影下作曲》中，认为“达姆施塔特的光芒在于一度摒弃沿袭下来的调性为导向的材料概念，以及在资产阶级音乐生活中所培养和磨灭至今的技术与美学，转而定义并重构了现代音乐的世界”。这不仅是一种反叛精神，也是直接（或内在）的解构性批判。既往的时代过于辉煌，以至于让所有的亲历者又成为它的“忤逆之子”。如今，在达姆施塔特乃至欧洲，在创作形式上更加鼓励结合表演行为、戏剧表达和电子声响的探索实践，就像拉亨曼反叛他的上一代一样，如今的年轻作曲家以流行文化、装置艺术、舞台戏剧为符号又继而反叛拉亨曼们的“传统”，一种怀想并批判“黄金时代”的漩涡在缓慢间自转。

如何跳出这个漩涡，拉亨曼也在文中给出他的答案，即“通过作曲来建立认识……不是修辞性宣言，而是创造性行动”。如同伍迪·艾伦在电影《午夜巴黎》制造出一个个文学“黄金时代”的美梦并最终破灭一样，在这个叫达姆施塔特的梦中，音乐创作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向外打开，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就在当下。

《音乐周报》2023.11.1目录